政府有很多的機構，它跟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公共服務沒有太直接的關系，它是一個屬于消耗性的支出結構，所以中國納稅人不堪重負。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在稅收、財政預算，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這三塊，仍然沒有建立起嚴格而縝密的法律約束機制。在很大程度上，現(xiàn)代財政制度的建構，直接涉及到國家的治理模式。中國民眾的生存壓力為何如此巨大，在李煒光《大家的財稅學》等著作中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如沒有嚴格與合理的財政預算。但是，還有更多其他因素，諸如秦暉教授在《共同的底線》一書所強調的負福利，任劍濤教授強調的政府規(guī)模太大，一些經濟學家強調的政府發(fā)行鈔票過多等等。
中國實施重稅主義，導致國富民窮
這種做法，與《商君書》中的法家治術頗為類似：“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我國的流轉稅很重，我們購買的商品，很少將商品本身的價格，和購買這件商品繳納的稅額分開，因此中國的消費者很少知道，購買這件商品給政府交了多少稅。從具體的商品上說，政府收稅過多，就會導致商品價格增高，消費者的負擔加大。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在《大家的財稅學》、《權力的邊界：稅、革命與改革》、《稅收的邏輯》等著作中披露，中國政府的宏觀稅負，即大口徑的達到了37%，大口徑的宏觀稅負，是指國家收入都算在一塊，政府拿走的占到GDP的36%-37%（不會低于這個數(shù)）。這個比例，至少應該降到25%才合適。
近日，上海交通大學輿情研究實驗室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的《民調藍皮書：中國民生調查報告（2015）》發(fā)布，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收入滿意度較低。而收入低，以及生存壓力大，都與稅負重有著直接的關聯(lián)。對此，李煒光的研究有著明確的結論。現(xiàn)在的財政預算制度，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比如，新的財政年度財政預算的審議通過時間，應該在去年的12月底，不應該在新年已經過去一兩個月之后。財政預算的制定，審議和通過流程，也應該加以改進。審計署應該是人大的下屬單位。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也應該由法律來做明確的劃分。在中國，目前過多強調老百姓有納稅的義務，而太少談論他們作為納稅者有哪些權利。另外，國家收稅很多，就應該為老百姓提供很高的福利。這一點，中國近年來已開始改善，但是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
政府為百姓提供福利太少，官員享受特權太多
《聯(lián)邦預算——美國政府怎樣花錢》一書中顯示，奧巴馬2013財政年度建議的聯(lián)邦總支出分配圖，讀者或許會認為，美國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圖表顯示，社會保險、失業(yè)與勞工支出為34%，醫(yī)療保險與健康支出為24%，食品與農業(yè)支出、退伍軍人福利支出均為4%，公共交通、教育、住房與社區(qū)開發(fā)個2%。僅前面幾項，已經占到了美國政府支出的72%，而美國政府的運行費用僅僅只有1%！這也意味著，美國人供養(yǎng)的，是一個高效、低成本的政府。美國公民的福利和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占到了美國政府支出的絕大多數(shù)。而中國人交了幾乎是世界上最重的稅，享受到的卻是秦暉教授在《共同的底線》一書中所說的負福利。所謂負福利，就是說，在交納各種醫(yī)療、養(yǎng)老等保險費用的時候，政府明顯偏向官員和公務員，可謂劫貧濟富。
2015年2月2日，奧巴馬向國會提交2016財年聯(lián)邦政府預算報告。
在美國，包括奧巴馬在內的官員退休以后，就是一個普通的公民，他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和所有其他普通公民一樣。但是在中國，有一個特權階層，就是政府官員、黨的干部和公務員。中國的官員退休之后，級別越高，享受到的福利越多，官員的福利，遠遠高于一般的老百姓。按常理推測：如果政府官員退休之后，享受到的福利和老百姓一樣，老百姓拿多少他拿多少，那么，官員在位的時候勢必會對老百姓的福利會更加重視一些，在政府的財政支出上，至少會考慮到，自己退休后能夠享受到怎樣的福利，因為這跟你的直接利益相關。但是，現(xiàn)行的是官員有特權的政策。因為官員退休之后，享受的福利按照級別從高到低次減，大大高于百姓，導致的結果就是他們不顧百姓的疾苦。既然官員退休后一個月就是比老百姓多拿很多退休工資，多享受到更多的福利，那他就不用管老百姓是死是活，也不管你生病的治療和生活費是否足夠。老百姓年老后沒有勞動能力，退休后補貼福利少活該你倒霉。這樣一來，那些官員在位的時候，他就沒有動力推進整個國家的福利制度改革。
官員太多，百姓供養(yǎng)著一個超大的政府
人大教授任劍濤披露，現(xiàn)在中國政府的規(guī)模太大，養(yǎng)的公務員有900萬左右，而吃財政飯的有4500萬左右，編制外要由財政撥款負責收費來養(yǎng)那就更龐大。據(jù)李煒光披露，中國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應該是十幾萬億，我們養(yǎng)一個政府，吃財政飯的人，包括軍隊，包括事業(yè)單位的人，至少是一兩萬億，就是占十幾分之一這樣一個比例。有的人會拿出來數(shù)據(jù)來說美國政府養(yǎng)人也不少，美國的公務員數(shù)量比我們還多，但是他好像是把美國政府的勤務人員都算在內了。
美國政府更多的是一個提供服務的機構，它不會養(yǎng)活那么多吃閑飯的人。像我們有的黨辦機構，宣傳機構，它那兒沒有，而且它也沒有黨務機構。美國納稅人是不負責供養(yǎng)一個民主黨和共和黨，他們沒有這個責任。我們這里有一個龐大的黨組織，有8000萬黨員。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吃財政飯的。我們供養(yǎng)的仍然是一個超大的政府，而且這個政府有很多的機構，它跟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公共服務沒有太直接的關系，它是一個屬于消耗性的支出結構，所以中國納稅人不堪重負。
政府花錢太任性，沒有任何約束機制
中國政府在援外上耗費巨資。最近的事實是，中國在非洲和南非花了1000多億美元，最近又免除了一大筆的外債。不少人人提出，這些都是我們老百姓的血汗錢，如果把這些錢用來改善民生，比如說老百姓的養(yǎng)老金，比如公共醫(yī)療資金，比如教育上，將會解決很多問題。當然，并不是說政府不應該援外，但是援外也應該有一個非常嚴格的監(jiān)督和制約程序，政府現(xiàn)在這樣花錢，而且數(shù)額這么巨大，沒有經過任何程序的授權審查通過，這完全是不合理的。
3年來，中國對非直接投資累計接近100億美元,創(chuàng)造了歷史新高。
讀過歷史的人會直到，二戰(zhàn)期間，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依賴美國的支援。英國、俄羅斯從美國得到的支援更多。美國制定了《租借法案》，規(guī)定美國支援英國、俄羅斯、中國等其他國家多少錢，多少物資，都要經過國會批準。1961年，美國國會通過《對外援助法案》，確定了對外援助的基本方針以及優(yōu)先目標等原則問題，具體執(zhí)行流程也得以細化?？梢哉f，美國政府的援外，絕不可能由總統(tǒng)或政府自己說了算。而我國政府援外堪稱大手筆，一出手就是幾百億上千億美元，即便這種援外有必要，至少也應該經過一個嚴格的法律程序，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此外，中國政府的公共支出，也沒有一個法律授權的程序。例如，前幾年的四萬億投資，完全由政府操作完成，沒有經過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大表大會的審議和批準，這明顯不合理。
政府濫發(fā)鈔票，稀釋了百姓的財產
經濟學家周其仁說，“大發(fā)劣幣，就是要在全體人民頭上大抽通脹稅”。顯然，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通脹稅，也是更嚴重、更隱蔽的稅負。而這一問題的核心在于，中國政府控制了印鈔權和發(fā)鈔權。中國政府想印多少鈔票就印多少鈔票，想發(fā)行多少鈔票就發(fā)行多少鈔票。這些年來，政府發(fā)行了過量的鈔票，這實際上稀釋了老百姓的財產。
以美國為參照，美國政府沒有發(fā)鈔權，發(fā)鈔權在美聯(lián)儲。在其他民主國家，鑄幣和發(fā)鈔都要經過嚴格的約束，政府不可能想印多少鈔票就印多少鈔票，想發(fā)行多少鈔票就發(fā)行多少鈔票。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揭示，中國政府的“友邦”津巴布韋國1980年獨立的時候，津元與美元匯率為1:1.47。羅伯特·加布里埃爾·穆加貝用鐵腕建立起了高度壓榨性的政治制度。他改寫憲法，讓自己從首相變成總統(tǒng)，并且在1990年廢除參議院，使得津巴布韋成為以穆加貝為首的一黨制國家，穆加貝和他的親信汲取了大量財富。由于經濟崩潰，穆加貝政府大量印刷鈔票，結果造成了高通貨膨脹，津巴布韋元變成了廢紙，退出了流通。2009年1月，南非等其他國家可以在津巴布韋合法使用。
據(jù)范泓《金圓券風潮與國民黨的沉淪》一文的研究， 抗戰(zhàn)結束之后，國共內戰(zhàn)爆發(fā)。由于軍費大增，財政惡化，國民黨政府大量印刷法幣，造成通貨膨脹，刺激物價上漲，財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圓券發(fā)行前，法幣發(fā)行額增至660萬億元，比抗戰(zhàn)前夕增加了40余萬倍，物價較抗戰(zhàn)前上漲了3492萬倍；這種暴漲局面，反過來又加速了法幣的流通速度和貶值速度。 毫無疑問，合理的做法是建立相應的機制，限制政府的發(fā)鈔權。
中國民眾的生存壓力巨大，或許還有其他因素，諸如缺乏基本的公民權利，以及利益表達機制，公權力對私權的過度侵蝕等等。但是，以上五個具體的經濟因素，或許最為直接。而這些問題的解決，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息息相關。
（責任編輯 王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