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發(fā)表了一個著名的講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誰服務？也做出了一個回答：為人民服務。
70多年過去，毛澤東手寫體的“為人民服務”成了黨和政府的座右銘，成了政府的宗旨，成了人民解放軍閱兵時最有力的回答。然而，這個問題真的解決了嗎？似乎很難回答。要說沒解決吧，誰都沒有反對過“為人民服務”的口號。要說解決了吧，現(xiàn)實生活中政府與民眾，官員與百姓，權(quán)利與利益，學識與貢獻，新聞、藝術(shù)、文學、教育、醫(yī)療與社會，大量的問題和一些尖銳的矛盾沖突都說明，為誰服務的問題并沒有解決，最起碼是沒有解決好。
一個人人擁護的口號為什么不能轉(zhuǎn)化為人人身體力行的實踐？這是需要面對和深思的問題。這個問題弄不清，還是一味的高喊口號，我們這個社會也就會無休止的在其中糾結(jié)而不得其解。
然而，要回答這個問題也是困難的，因為整個社會不具備討論的氛圍，眾人形成不了圣人，而圣人又不存在了。
也許應了那句成語：旁觀者清。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在接受訪談時，從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接觸到了為誰服務的問題。
他說，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性，以前為皇權(quán)服務，現(xiàn)在為資本服務。
他還說，社會科學界的知識分子最好的品德就是要為社會、為國家服務。是中國人，肯定要為中國說話，不可能中立。很多西方學者標榜中立，很難讓人信服。雖然中立不可能，但獨立是可以的，知識分子要做獨立的研究。俄羅斯經(jīng)歷過沙皇時期，夠?qū)Ｖ瓢桑靠啥砹_斯的學者為什么能創(chuàng)造出燦爛的文化？原因在于，他們能保持獨立性，心靈的獨立，誰也控制不了他們的心靈，所以我特別喜歡中國的莊子，但是道家太不關(guān)心中國社會，只關(guān)心自己的心靈獨立也不夠。但莊子的這種獨立精神，對知識分子的認同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有知識的人要承擔責任?，F(xiàn)在很多知識分子把知識和物質(zhì)利益或者權(quán)力結(jié)合得太緊，他們認為每一分知識都要換多少錢，或者換來多少權(quán)力，知識的目標就是知識，沒有什么其他的。我寫東西就是根據(jù)我的實際觀察，基于自己的情懷、知識，用心把它做出來。因此我寫的東西只是在寫的時候?qū)儆谖?，寫完了以后，從來不屬于我個人，別人想怎么評價都可以。
我覺得當代中國很多學者做的好多研究有些是資料不夠，有些不夠客觀。我是不中立，但是我獨立，我在新加坡這個位置，至少能夠保證獨立，并能夠及時掌握學術(shù)與現(xiàn)實動態(tài)。真正的學術(shù)是沒有國界的。
用超然的立場來看時局的話，就看得非常清楚。你把自己作為一個權(quán)力的一部分，把自己作為利益的一部分，反而看不清楚。
作為一個學者，最好要足夠獨立，上至總統(tǒng)，下至流氓地痞，都可以接觸，我覺得自己非常喜歡學者的這種角色，因為誰都可以接觸。但如果你是一個總統(tǒng)，很難接觸到小老百姓，小老百姓也很難接觸到總統(tǒng)，這個鴻溝太大。我們學者作為一個旁觀者，就像記者一樣，大家都可以接觸，這樣就可以看得比較精準。
在大段引用鄭永年的話以后，能不能這樣說：我們對于為誰服務的問題在理解上一直有巨大的偏差，把服務更多的理解為服從，聽話，按指示辦事。特別是當人民這個概念被具體的人民政府、人名軍隊、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文藝、人民教育無形中替代的時候，服從也就變成了更具體的服從領(lǐng)導。于是，最初的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的領(lǐng)導者服務。
特別是在現(xiàn)實中，政府靠土地國發(fā)財，有錢人從股市發(fā)跡，商人在交易中投機，廠家在產(chǎn)品中摻假，官員接受賄賂買官賣官，作家和學者投合流行的口味賺錢，連佛教活動的組織者也能想出賣加持佛珠賺錢，錢是一切，是一切服務的最終追求，神圣的口號就這樣被徹底物化了。
中國人之所以最接受“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在于始終有一個期望別人為自己服務的潛意識。在皇權(quán)時代，人們希望有個好皇帝，希望一切問題有現(xiàn)成的答案，一切好事有統(tǒng)治者的恩賜。沒有了皇帝，人們失去了指望，就把希望寄托在官員身上，希望他們兩袖清風，無私奉獻，甚至為了捍衛(wèi)民眾的利益慷慨舍身。最后發(fā)現(xiàn)官員其實沒那么高尚甚至比一般人更低級，就惱羞成怒，希望有俠客出頭劫富濟貧，為人民報仇雪恨。
“為人民服務”是一句很誘人的口號！為誰服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怎么服務具有很大的隨意。
我崇尚中國古人“慎獨”的理念，也贊賞現(xiàn)代意識的獨立精神。不要期盼著別人的恩賜，與其無休止的討論為誰服務，不如每個人自己創(chuàng)造福祉獻給社會。
（編輯 師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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