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林杰
在改朝換代間，關學的學術形態(tài)幾經(jīng)變易，傳承對象也不僅限于張載之學。但由張載塑造的關學學風在后世傳播過程中卻綿延不絕，成為不同時期關學所共有的精神品質和學術風格。
▲“橫渠四句”是張載學術思想的高度總結
在歷史長河中，特定學派及其學者的存在往往是短暫的，而關學學派宗師的著作和學說卻是源遠流長，難以斷絕。
關學自北宋張載開宗立派，至晚清劉古愚等人，歷經(jīng)八百余年。張載作為關學歷史上的一面大旗，以其巨大的精神感染力以及獨特的學說和學風，一直以各種方式對明、清關學乃至宋元明清理學各派發(fā)揮著重要的影響。其突出特征表現(xiàn)為“道學”與“政術”不二的政治主張，“以禮為教”的社會教化使命，“學貴有用”的經(jīng)世致用取向。
宋代關學學派的建立與消亡
北宋初、中期的文教政策，作為“以儒立國”政策的具體化，直接促成了幾次大的興學立教運動。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下詔，在向州、縣官學頒賜“九經(jīng)”的同時，將“九經(jīng)”同樣頒發(fā)給民間聚徒講學的書院，意味著民間教育和私家講學的合法化。慶歷四年（1044年），宋仁宗詔令諸路州、府、軍、監(jiān)立學，促使全國各地興辦學校的盛況空前。由王安石開創(chuàng)的新學、張載開創(chuàng)的關學、二程開創(chuàng)的伊洛學派（洛學）、三蘇開創(chuàng)的蜀學都于此時興起。
熙寧年間（1068-1077年），張載思想漸趨成熟，北宋關學學派也達興盛之況。
史料有載，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呂公著曾向朝廷舉薦張載說：“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迸c此類似，程頤也描述過張載居鄉(xiāng)講學，學者遠道而至的盛況：“（張載）所居之鄉(xiāng)，學者不遠千里而至，愿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楷模。”
張載逝世后（1077年），他的部分弟子投奔到河南程顥、程頤門下，北宋關學作為一個獨立學派逐漸解體，融入洛學。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不足為怪：張載與二程本來就有親戚關系，而且張載生前與二程之間的學術交往甚多，因而在張門弟子看來，本師的學說與二程的學說并沒有嚴格的區(qū)分，更何況張、程之學畢竟都屬于理學陣營。
明代關學學者馮從吾在其《關學編》中，第一次為張載門人立傳，但所立僅為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蘇昞、范育等五人。全祖望在補修《宋元學案》時，多方勾稽史料，“為關學補亡”，編為《呂范諸儒學案》。在該卷《學案》中，除三呂、范育、蘇昞五人之外，又分別為游師雄、種師道、潘拯、李復、田腴、邵清、張舜民、薛昌朝八人立傳，合計十三人。
十三人中有一部分活動空間主要在朝政上。游師雄、種師道是北宋名將，功業(yè)卓著。而呂大忠、范育、張舜民、李復，雖然發(fā)揮了張載“道學”與“政術”不二的政治主張，但受精力的限制，加之著作大多散佚，從學術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影響十分有限。
治學型的張載門人則以呂大臨（1040-1093年）最為重要。他是張載所有弟子中，最精于學問、著述最多，學術成就最高、在理學史上的影響最大的一位。
張載去世后，呂大臨從學于二程，不僅在關學傳承中地位顯赫，在洛學傳承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覷。史載，呂大臨治學“通六經(jīng)，尤邃于禮”，可見其學術規(guī)模之宏闊精深。他所著的《論中書》《中庸解》，篇幅雖短，但卻是重要的理學文獻，對兩宋的理學發(fā)展意義重大。
在理學初創(chuàng)階段，能夠同時兼顧理學和禮學的學者以張載最為突出。而呂大臨則沿著張載的學術方向，進一步把理學貫通到禮學之中，這是對理學的一大貢獻。呂大臨的為學特點在于特別注重對六經(jīng)的研習和對禮制的施行，尤其反對空談，這顯然受到張載的影響。但與張載思想相比，呂大臨思想在理學史上的貢獻則在于進一步發(fā)展了道學的修養(yǎng)工夫論和禮學理論。
另一位有很大影響的關學門人是呂大鈞（1031-1082年）。他與張載同年登進士第，先后任秦州右司理參軍、光祿寺丞，最后官至王宮教授，曾在伐西夏期間擔當鄜延轉運司從事，病卒于任上。呂大鈞曾在藍田推行禮教，敦化風俗，講習井田兵制，致力于實踐之學，所著《呂氏鄉(xiāng)約》《鄉(xiāng)儀》等對關中風氣影響很大。張載評價說：“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背填U說：“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
有著作流傳，并且曾在關中講學延續(xù)了關學馀脈的是長安李復（1052-1128年）。李復繼承了張載之學的博大氣象，興趣廣泛，對天文、律歷、治道、文章等多所涉獵，然不空談性命，更不崇信佛老，堪稱一代醇儒。所有這些，都可以看到張載窮理達道、通經(jīng)重禮、崇尚氣節(jié)的學風對李復學術的巨大影響。從李復的《潏水集》中的確可以看到他對張載之學的繼承，只是這一繼承并沒有完全沿理學的發(fā)展方向前進，而是以漢唐易學以來的宇宙生成論和因時而變的治道論等內容，表現(xiàn)出有異于理學本體宇宙論的特點。
就關學傳承的意義而言，如果說呂大臨主要發(fā)展了關學學派的禮學理論，那么李復主要發(fā)展了關學學派的易學理論；呂大臨更重視教化成德，李復則更重視自得體驗。這表明，張載去世之后，不僅門人的去向發(fā)生變化，而且學術路徑也發(fā)生了變化。
完顏亂后，北宋滅亡，北方經(jīng)濟、文化慘遭破壞。南宋時，張載雖因“真見實踐，深探圣域”，同程朱一同進入孔屆，但作為一個學派的關學，卻“百年不聞學統(tǒng)”，史不見載。
明代關學的多元面向
北宋之后，關學學派雖然不復存在，關中地區(qū)卻始終保持著繼承張載思想的高度自覺，于是地域理學意義上的關學代之而起。時至明代，關學發(fā)展呈現(xiàn)出多元、變異的特色，并形成了嚴格的學派。關學不僅在關中地區(qū)重新崛起，并且再次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
▲關中書院的馮從吾雕像
明成化年間（1465-1487年），三原學派以承繼“橫渠之學”為治學取向，名播關中。
三原學派一方面不再以朱子學為宗，而是通過體認、重新詮釋《易》，回歸張載思想；另一方面，進一步吸收當時流行的王陽明心學，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傳統(tǒng)朱子學的束縛與宗朱的學術傾向，甚至采用名物訓詁等方法對程朱理學進行反思和批評，成為既不同于朱子學，也不同于心學的學派。同時，三原學派保持了關學躬行禮教、崇尚氣節(jié)的學風，尤其是一些學者主張思想上回歸張載，并對張載著作進行詮釋。因此，三原學派也被稱為“關學別派”。
三原學派主要成員有王恕、王承裕、馬理、楊爵、韓邦奇等，其中以馬理（1474-1556年）最為著名。
馬理執(zhí)禮如張載，學問則是程朱一脈，一時學者視之為“今之橫渠”。《周易贊義》是馬理晚年所著的重要哲學著作，該著立足于《周易》文本的闡發(fā)，融匯張載關學與朱熹理學、陽明心學，提出了“太虛即天”、“易即造化”和“天理之心”等觀點并加以論證，豐富了明代關學本體論的理論內容。而在禮學思想上，馬理也接續(xù)了張載關于禮來源于天道的看法，貞定禮的本質，力求為禮的現(xiàn)實教化尋找到堅實的形上依據(jù)。同時馬理還提出“類族辨物”的制禮原則，強調“以禮修身”、“以禮淑世”，推動了明代禮學思想的發(fā)展。此外，馬理繼承了張載關學崇實尚樸的學風，一方面對傳統(tǒng)儒家思想中的“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加以吸收，對張載關學中的實學學風加以繼承；另一方面，針對存在于政治、經(jīng)濟、軍事上的時弊，他提出了相應對策和解決方案。馬理的實學思想不僅體現(xiàn)出了鮮明的時代特色，而且豐富了明清實學思潮的內涵，在明清實學思想的發(fā)展歷程中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和價值。馬理晚年歸隱講學于商山書院，遠近學者接蹱來學，影響頗大，甚至名聞國外。
略晚于三原學派的是傳播到關中的“河東學派”，也稱“關隴之學”。該學派不乏對張載、周敦頤，乃至王陽明、湛若水等人的哲學思想加以吸收，但其學術基本秉承程朱理學，其論述緊密圍繞理學中理、氣、性、格物、窮理、慎獨等重要的哲學范疇展開，具有較強的哲學思辨性。
將河東學派的影響推至全國，并且開啟了明代關學的勃興之勢的是呂柟。
呂柟（1479-1542年）是天下名士，曾高中狀元，并任經(jīng)筵講官，給皇帝講解經(jīng)史，人稱涇野先生。他的理學思想以程朱為宗，強調格物窮理、知先行后；又從學于湛甘泉，還繼承了張載讀經(jīng)重禮、躬行實踐的學風。
呂柟將孔孟儒家的仁學與宋代理學家的“萬物一體”之仁結合起來，開創(chuàng)了一條“以天為學”、“以仁為學”的學問之路。他繼承了張載以“天”為核心概念的主張，并強調要把“天”下貫到人生，作為學者志學的目標。這就是呂柟的“學仁學天”說。他明確指出為學只有“學仁學天”，才能“無有不足”，才能體會到宋明理學家所津津樂道的“孔顏之樂”。而“以仁為學”，便是對先秦儒學和北宋理學關于“仁”的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
在呂柟看來，“仁”不僅是人的本質，而且也是為學、為政的基礎。仁是“萬物一體”，其本質是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使天下之物各遂其生。與仁相通，必須實踐“變化氣質”工夫。
呂柟也是明代關學學者讀經(jīng)重禮的代表，對《詩》《書》《禮》《易》《春秋》五經(jīng)有著自己獨到的認識。他認為“五經(jīng)”所言的“道”是就人事而言的，其中尤以《禮》最切于日用，而《易》則言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的道理。呂柟指出，《易》講天地變化、卦爻變化，其實是要人從中看出“一貫”之理來。在呂柟看來，“六經(jīng)”都是盡時務之書，只是由于讀經(jīng)者不能真正理解，才會被人譏笑為不懂時務的腐儒。因此，“經(jīng)書是平天下粱肉，未有舍經(jīng)而能致治者”。
明代初期，程朱理學是正統(tǒng)，關學雖有自己的發(fā)展脈洛，但也深受朱學的影響。明代中晚期，王陽明心學盛行天下，王學末流的弊端也掀起思想巨濤。這一時期的關學，又是從革除朱王思想弊端出發(fā)的。其中明末馮從吾是明代關學的集大成者，人稱“關西夫子”。
馮從吾（1557-1627年）一生用心于圣賢學問，以講學為職志，以中興關學為己任。他創(chuàng)建關中書院并出任山長，體現(xiàn)出自覺的學術擔當和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他主動回應朱學和王學，在篤信良知之學的同時，援引朱子學的“主敬”工夫，對王學取長補短，吸收甘泉學派的會通精神，繼承張載關學的學脈學風，廣采各家之長，提出“善性”“善心”學說。
馮從吾編撰的《關學編》在關學史上意義非凡。它建構了關學傳承的道脈系譜，使關學在晚明成為自張載創(chuàng)立以降綿延發(fā)展的地域學術傳統(tǒng)。如此不僅使張載之學與關中理學傳統(tǒng)緊密聯(lián)系起來，而且也鮮明地彰顯了關學的獨特精神風貌。
總體來看，明代關學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較明顯的特色。早期的三原學派以多元、變異為主要特征，崇尚博取兼收，挺立主體意識。較后“關隴之學”受朱子理學的影響，促成明代關學勃興之勢。晚明馮從吾則推進明代關學的總成，開啟清代以來新的學風。
清代關學的轉型發(fā)展
明清更迭之際，眾多的思想家在感嘆“天崩地坼”、“神州陸沉”的同時，認真反思明亡的慘痛教訓。無論是一直被明王朝推崇的程朱理學，還是自明中期以來逐漸興盛的陽明心學，都成為反思的對象。在這一時期，關學學者對社會變遷的感受與認識、對宋明理學的辨析與取舍，都直接影響到關學學風的轉向。而引領關學學風轉向的杰出代表，便是清初著名思想家李颙。
李颙（1627-1705年）號二曲，以“堅苦力學，無師而成”著稱，被時人認為是“海內真儒，關中正脈”。
李颙思想的根基是陸王之學，具有強烈的心學義趣。其實，與崇尚程朱黜貶陸王的時風不同，二曲通過梳理儒學史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形成了以陸王為主，兼攝程朱的學術特色。在李颙著述中，言及“本體”處甚多，其中對“人生本原”（靈原）的揭示最為典型。他認為，靈原乃是人人先天具有的至善本性（本體），也是天地萬物得以存在的根據(jù)，當然也是學者所要追求的最終價值目標。而在工夫修養(yǎng)方面，李颙提出“悔過自新”說?！盎谶^”，包括思過與改過兩個方面，“自新”是恢復人人所具有的靈原本性。二者都是通過摒除遮蔽，呈現(xiàn)靈原本體的工夫。
在總結宋明理學的基礎上，李颙闡述了“明體適用”說。他認為，明道存心之道德與經(jīng)世宰物之經(jīng)濟二者對于人來說，均是日用所需，一日不可無。前者之體與后者之用，相得益彰，便是真體真用；而一味關注道德而忽略經(jīng)濟則是“有體無用”，或一味關注經(jīng)濟而忽略道德則是“有用無體”，各淪為一偏，非全儒所為。二曲所謂全儒、真儒，當具備“明體適用”、“全體大用”的修為與實踐。換句話說，道德修養(yǎng)與經(jīng)世致用的實踐應當具有一致性，內圣與外王應當融為一體。
無論是“悔過自新”還是“明體適用”，都體現(xiàn)了李颙對關學注重踐履的稟承?！懊黧w適用”說更是大大拓展了躬行的領域，賦予其更切實廣泛的內容，突破了理學賤視形下之器及實際事務的限制，把學者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各門具體科學及專門技術領域，這也是同時代諸儒所忽視的。
李颙把經(jīng)世思潮與理學心性守身之學結合起來，是關學在清以來的新表現(xiàn)。自此之后，關學的內容更豐富了，更切近于社會現(xiàn)實，其特征也更顯著。也是通過李颙的努力，在清代漢學特盛的時期，關學卻把宋學薪火不絕地延續(xù)下來，形成了一種理學與經(jīng)世之學相結合的特殊形態(tài)。
李颙門下最重要的弟子王心敬（1658-1738年），是一位在經(jīng)學和理學諸領域皆有很大造詣的學者，也在振興關學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王心敬以“明親止善”作為論學宗旨，既是他受明中葉以來學者普遍重視《大學》這一學風的影響所致，也是他在深刻領會儒家經(jīng)典的基礎上所做出的理性選擇。他從《大學》“明親止善”之旨出發(fā)，主張真知力行，是對關學“學貴以有用”傳統(tǒng)的繼承。正是在“學貴以有用”這一學風的感染下，王心敬的經(jīng)世致用主張，除選舉、講學與教育外，還廣泛涉及農業(yè)、兵法、水利、籌邊、積貯、荒政等諸多方面。王心敬還繼承了張載“性大心小”的心性理論。他批評了程朱后學把“居敬窮理”功夫歸總為“小心”二字，并深刻地揭示了這種所謂“小心”功夫僅僅著眼于“心”，不懂得“性是心之本體，心是性之大用”。這里所依據(jù)的恰恰是張載“性大心小”的理論。此外，“以躬行禮教為本”的關學學風也為王心敬所重視。他認為，人人都可教而化之，對于上智之人可體道以行，中人以下不可體道者，則必須循禮以行。當然，王心敬用以教人的“禮”，并不是空洞死板的教條，也不是繁文褥節(jié)的形式，而是賦有實際內容，發(fā)自人內心的一套禮儀規(guī)范。這樣，遵禮而行也就成了王心敬所倡導的道德修養(yǎng)的重要組成部分。
開啟關學近代轉型的人物是劉古愚（1843-1903年）。劉古愚，名光蕡，是近代著名的愛國教育家、思想家和陜西維新變法領袖。作為關中的近世大儒，他以“守身經(jīng)世”為學術取向，康有為贊其為“耆碩大儒”，梁啟超稱他為“關學后鎮(zhèn)”。作為教育家，劉古愚留心西洋學術、政治，積極從事新式教育，傳播西學，被譽為西北近代文明的播火者。
劉古愚對理學的守身之道非常重視，曾不止一次告誡學生：“宋儒守身之學，汝不可不講。”在劉古愚的一生中，一直把理學視為倫理道德操守的理論，并深入鉆研，立志為“圣賢之為”，尊圣賢之理。劉古愚在強調守身之學的同時，也特別重視經(jīng)世之學。他反對那種荊扉反鎖，隔絕世事，空談性命的做法。在他看來，所謂經(jīng)世之學就是研究如何治世、如何使民眾和國家富強的學問，包括古今的政治思想理論和方法，以及中國與西洋諸國的科學及各種實用技術。劉古愚始終認為，守身和經(jīng)世二者是相資并重的，不可偏廢。他強調：“守身與經(jīng)世是一貫事，非兩對事。不守身不能經(jīng)世，能經(jīng)世方能守身?！?/p>
劉古愚所生活的時代，許多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懷抱救亡圖存的志向，面對中國積貧積弱的現(xiàn)實，以及西方的以強凌弱，于是開始反思，謀求變更舊制成法，主張發(fā)展農、工、商業(yè)，提倡學習西學。劉古愚就是這一維新思潮的積極倡導者之一。對于經(jīng)濟發(fā)展，劉古愚主張變革，提倡西藝；在政治觀念上，他反對專制，倡導民本。
年近花甲的劉古愚，并沒有像康梁那樣直接參與維新變法，但他所培養(yǎng)的一批學生卻成為維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正是劉古愚的這些學生，為他傳遞康梁維新運動的消息，并把東南的新風氣帶入三秦大地。據(jù)統(tǒng)計，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康、梁于北京發(fā)起的“公車上書”運動中，參加簽字的有1300人，其中陜西籍57人，大部分是劉古愚的學生。他的學生李岳瑞，在光緒帝與康有為之間充當信使，他還把慈禧擬捕康有為的消息以光緒密旨傳達給了康有為，使康、梁能夠及時脫離虎口。
與早期維新派相比，劉古愚有自己的特點。早期維新派，大都由洋務運動營壘中分化而來，多生長于東南沿海那些在近代中國得風氣之先的地方，而且多有留洋經(jīng)歷，對于西方的富強以及富強之緣由有切身的體驗和感受。而劉古愚僅在光緒元年（1875年）去過一次北京，此后便終身活動在相對封閉落后的陜甘地區(qū)，他的思想的形成，更多地依托于其深諳的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思想，這也是關中學者的共同思想特征。
同樣作為維新運動的倡導者，劉古愚與康有為、梁啟超也有很大的不同。康有為、梁啟超在當時都很年輕，意氣風發(fā)，斗志昂揚。而此時的劉古愚已經(jīng)53歲，與他們相比，在政治上要保守一些。盡管劉古愚對官場種種泄沓之氣、腐敗情形有深刻的體會和了解，但他始終回避政治，盡量避免直接觸及政治問題，而把注意力始終集中在教育以及農、工、商等具體事務之上，展現(xiàn)出從傳統(tǒng)走向近代的另一條實踐路徑。
作為一位土生土長的關中學者，劉古愚對于關學傳統(tǒng)特別重視。他不僅重視整理關學著作，擴大關學影響，而且，還通過傳承關學思想和關學精神，最終促使關學向近代轉型。
張載年譜（1020-1070）
宋真宗天禧四年 庚申（1020）
張載生于長安（今陜西西安）。祖籍汴梁（今河南開封）。
宋仁宗天圣元年 癸亥（1023）
張載四歲。父張迪約于此年赴任涪州。
宋仁宗天圣七年 己巳（1029）
張載十歲，在涪州。始就外傅。
宋仁宗景祐元年 甲戌（1034）
張載十五歲，父張迪歿于涪州任，寓居今眉縣橫渠鎮(zhèn)。
宋仁宗景祐四年 丁丑（1037）
張載十八歲，約于此年前后與邠人焦寅交游。
宋仁宗康定元年 庚辰（1040）
張載二十一歲，至延州（今延安）謁范仲淹，范仲淹勸其讀《中庸》。
宋仁宗慶歷二年 壬午（1042）
張載二十三歲，作《慶州大順城記》。
宋仁宗慶歷三年 癸未（1043）
張載二十四歲，此年前后作《邊議》。
宋仁宗至和元年 甲午（1054）
張載三十五歲，應文彥博邀請，講學長安。
宋仁宗嘉祐元年 丙申（1056）
張載三十七歲，在京師坐虎皮講《周易》。
始見程顥、程頤，共語道學之要。
宋仁宗嘉祐二年 丁酉（1057）
張載三十八歲登進士第，授任祁州司法參軍。
宋仁宗嘉祐四年 己亥（1059）
張載四十歲，與程顥論“定性”工夫。
宋英宗治平三年 丙午（1066）
張載四十七歲，講學京兆郡學。
張載撰《賀蔡密學書》。
宋英宗治平四年 丁未（1067）
張載四十八歲，簽署渭州軍事判官。
張載撰《送蘇修赴闕四首》。
宋神宗熙寧元年 戊申（1068）
張載四十九歲，講學綠野亭。
張載撰《與蔡帥邊事畫一》《涇原路經(jīng)略司論邊事狀》《經(jīng)略司畫一》等。
宋神宗熙寧二年 己酉（1069）
張載五十歲閏十一月，至京師，陛見宋神宗，授崇文院校書。
張載外治明州獄案。程顥上《乞留張載狀》。
張載與程頤論修養(yǎng)工夫。
宋神宗熙寧三年 庚戌（1070）
張載五十一歲，辭官歸居橫渠?！段縻憽贰稏|銘》成書。
張載試驗井田。
七月，范育舉薦張載。張載作《答范巽之書》《并答范巽之》。
十月，張載作《真像堂記》。
《正蒙》約始作于此一時期。
張載與李復探討“宗子之法”。
張載年譜（1071-1725）
宋神宗熙寧四年 辛亥（1071）
張載五十二歲，撰《宋府君墓志銘》。
宋神宗熙寧六年 癸丑（1073）
張載五十四歲，與呂大鈞、范育論“保甲法”。
宋神宗熙寧八年 乙卯（1075）
張載五十六歲，撰《老大》《題村北六首》詩。
宋神宗熙寧九年 丙辰（1076）
張載五十七歲三月，張戩卒，張載撰《張?zhí)祆髂怪俱憽罚瑓未笈R作《張御史行狀》。
是年秋，張載出示《正蒙書》手稿，蘇昞約于此時作《正蒙序》。
十二月，《呂氏鄉(xiāng)約》成書。
宋神宗熙寧十年 丁巳（1077）
張載五十八歲三月，至京師，同知太常禮院。
張載與二程論學洛陽，作《詩上堯夫兼寄伯淳正叔》。
七月，邵雍卒（1012-1077）。
十二月，張載卒于臨潼。
宋神宗元豐元年 戊午（1078）
一月，程顥作詩悼念張載，司馬光作《論謚書》《又哀橫渠詩》。
三月，張載依“古禮”下葬。呂大防撰《橫渠先生墓表》。
五月，許將等乞加優(yōu)恤張載。
宋神宗元豐二年 己未（1079）
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撰成。
宋哲宗元祐五年 庚午（1090）
范育作《正蒙序》。
宋哲宗元祐七年 壬申（1092）
張舜民上《乞追贈張載奏》。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 癸未（1223）
張載被賜謚“獻”
宋理宗端平二年 乙未（1235）
正月，張載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
宋理宗淳祐元年 辛丑（1241）
正月，封張載為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宋度宗咸淳三年 丁卯（1267）
詔封張載為郿伯。
元成宗元貞元年 乙未（1295）
奉詔建張子特祠。
元仁宗黃慶二年 癸丑（1313）
六月，張載等九人從祀孔子廟庭。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 丁卯（1327）
七月，建橫渠書院于眉縣，祀宋儒張載。
明世宗嘉靖九月 庚寅（1530）
稱“先儒張氏”。
明穆宗隆慶五年 辛未（1571）
改稱“先儒張子”。
清世宗雍正二年 甲辰（1724）
張載改稱“先賢”。
清世宗雍正三年，乙巳（1725）
改稱“先賢張子”。
（本文根據(jù)陜西師范大學林樂昌教授、寶雞文理學院張波教授等學者的相關論著整理而成，特此說明。）
（責任編輯 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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